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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闲趣 试论庄、屈《渔父》的渊源

试论庄、屈《渔父》的渊源


摘要:庄子和屈原曾先后写过《渔父》一文,因其不同的立场和旨趣,“渔父”的形象在两篇之中则各有特点,差异性较大,但同时也暗含了很多汇通之处。这也成为“渔父”形象发展从分散到统一的重要原因,更为后世对“渔父”这一特定文化现象的阐释和运用打好了基础

关键词: 庄子,屈原,渔父,渊源

先秦诸子之中,作为南学代表的庄子和屈原都曾在不同时期写下了名为《渔父》的文章,就其成文背景、内容、人物形象和影响等方面而言,都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二者渊源甚深。《史记》中关于庄子的记录不多。只在《老子韩非列传》中集中说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1]。蒙地一直以来就有争议, 一说是今日安徽蒙城,一说河南商丘,但在战国之际,此两地概皆属楚地,此外《史记》中还记录了楚威王欲聘庄子为相一事,这说明庄子作为南学一派则是毋庸置疑的。屈原稍晚于庄子,他的生平事迹在《史记》中多有记载,乃“楚之同姓”[2],可见屈原作为南学之先驱也是明显的。而他们同写下彪炳千古的《渔父》,却有着不同的用意和旨归,但在写作方法,思想渊薮等方面却也同时存在着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这也体现了他们在思想上的某些暗合。



从两位作者写作背景来看,庄子与屈原属于同一时代不同时期的两个人物。庄子出生鄙陋,思想贵无而且以“出世和避世”之道看待天下万物生灵;而屈原生于楚国显贵之族,积极入世,纳天下于心怀之内。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思想流派,庄子从道以明老子之术,他“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恣睢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3], 而屈原尊儒以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为处世规范,他“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4]。从这方面来看,也就说明了他们在思想上面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庄子写《渔父》是用一种带有学术流派之争的目的去写的,有“非儒“的目的,这则是和《庄子》一书的特点保持了一贯;而屈原所作《渔父》则是在忠而见疑、信而被谤情况下的排遣抑郁之作。在这点上两者则迥然不同。
而从成书方面来看,两者也存在着天壤之别。《庄子•渔父》一般认为是庄子本人所作,《史记》和《吕氏春秋》都有明确记载,宋后,《庄子》的外杂诸篇开始受到很多学者质疑,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认为《渔父》非庄子原作。清董思凝在《庄学通览》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疑问。
对于《楚辞•渔父》的作者,一直以来,也存在很大争议。按东汉王逸认为它是战国时代作品,作者为屈原,王逸在《楚辞章句•卷七》开篇就说:“《渔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以叙其辞以相传焉。”对此,后世朱熹、李昉、王夫之等学者对此都无异议,这也成为一种比较公认的说法。但同时反对的声音也渐起,南宋洪兴祖和清代蒋骥、崔述都对此有所怀疑,现代学者游国恩和郭沫若也是这一思想的坚定支持者。游国恩根据《渔父》中人称指代有悖以往,认为这不合古人创作习惯,进而怀疑其乃伪作。“……卜居渔父两篇开口就说‘屈原既放’,显然是旁人的记载……,古人称呼名字很有分寸的。卜居渔父通便都称‘屈原’,显系后人习见屈原的名而随便乱用的,他那里主义到这个大破绽”[5]。 从这点上看虽然两篇文章作者还不确定,仍待考察,但他们同属先秦战国时期,则是不言而喻的。
从内容和目的方面来看,《庄子•渔父》的内容是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和道家思想代表人物“渔父“之间的对话为主要内容,批评了儒家礼乐人伦的观念并阐释了“保真”思想的特点和本质。文章从“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6] 到孔子对渔父的肃然起敬而言的:“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今渔父之于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7] 的改变说明了在庄子眼里道家思想的优势和儒家思想的卑微,这也从很大层面上体现了庄子借用孔子之口来褒扬道家贬低儒家的用意。《楚辞•渔父》通过渔父和屈原的对话,借以突出屈原洁身而不与世俗同流的思想。在“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8]而见渔父的场景之下,在悠然自得的渔父和满腹惆怅的屈原的一问一答之中,两种不同的人生取向和生活观念呈现在读者之前。一面是渔父说圣人不凝滞於物,劝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世人皆浊,何不随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 [9],一方面是屈原倔强而鲜明的人物性格“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10]。在渔父莞尔一笑,鼓枻而歌中结束全文。行文短明,人物丰满,性格鲜明。两篇文章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各自思想的皈依。庄子归于道家的保真保身思想,屈原则坚持了“独善其身”、“杀身成仁”之儒家之道。
两篇文章在思想上各有侧重。庄子站在渔父的立场之上,侧重描写“渔父”的点化,以渔父的出现,孔子的恭听圣教,体现了代表道家的渔父思想的“圣人尊之”的地位。而屈原则是站在渔父的对立面以一种较为尖锐的并与渔父思想相斥的观念表白心迹。换而言之,两篇同样名称的文章却在表达了截然相反的两种人生和趋向,也是在统一命题之下,所得出的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体系。但里面渔父的思想特点却始终如一。此外在语言运用方面,《楚辞•渔父》则是一篇极为出彩的散文诗,所用文字灵活多变,曼妙空灵,正如屈原和渔父一般不着俗物,而且部分押韵,行文如流水,在两人对答之中,语言的特色毕现。而《庄子•渔父》则是一篇故事完整,人物饱满,记述到位,文笔松动的说理性文章,同时也在渔父这一人物刻画和描述上很有特色。
此外在人物的暗合上,作者自身的喜好也是一个很为重要的方面,先且不论两篇《渔父》的作者分别为谁,权且视之为庄子和屈原。而这两人在对渔父这一形象和身份的认同度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楚辞•渔父》中,渔父只是一个陪衬式的人物,他的思想是被主人公屈原所边缘化的,是被屈原所排斥和反对的,从这方面而言,他是不可能成为屈原所欣赏和追求的一种身份。而在《庄子•渔父》之中,渔父的身份则是被庄子所认同和激赏的。因为庄子本人就是一个现实中的“渔父”或是《庄子•渔父》在现实中的原型。《庄子•秋水》中有“庄子钓于濮水”的故事。它说的是楚王欲聘庄子为相,“使大夫二人往先焉”。庄子正“钓于濮水”,他“持竿不顾”,以“吾将曳尾于涂中”的讽刺断然拒绝了楚王之请。而这种归隐不出、保真保身的思想也正是《庄子•渔父》的旨归之所在。《楚辞•渔父》和《庄子•渔父》在很多地方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这也是他们能够相互独立存在而千百年来一直受世人追捧的原因之一。



诚然,《楚辞•渔父》和《庄子•渔父》在很多方面不尽相同,甚至在要表达的文章思想上面还存在相互冲突和矛盾的地方,但这却毫不影响他们某些异曲同工和不谋而合的绝妙。清代学者钱澄之还曾把屈原和庄子的作品放在一起,撰成《庄屈合诂》。可见二者暗合和汇通之处还是很明显的。
在源流方面,《楚辞•渔父》和《庄子•渔父》都受到楚风和北方文风影响。《楚辞•渔父》自不必说,《庄子•渔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楚地风俗的影响,首先庄子本人就身处楚国,虽说原属宋国,但后来宋国为楚所灭。从《庄子》一书中可知,他一生之中多次来到并且长时间居住于南方,故而其思想也深受楚国当地民俗风情所熏染,所以其文章之中很多地方具有了浪漫奇丽的南方文学风格。这也是两篇文章的共同处之一。在和北方文学的关系方面,两篇文章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他们的影响。北方文学在先秦之时是以《诗经》为代表的,虽然诗经中没有关于楚风的诗歌收录。但是《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和《召南》所录诗歌多数是写楚地的,所以《诗经•国风》之中虽无楚风,却有楚诗。 当时由于征战和诸侯之间的朝聘来往,北风南移,特别在相对落后的楚国,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很大,这在屈原之前便已经很明显,在屈原时期,屈原曾担任过出使齐国的楚使。 《史记》中有“屈原使从齐来”[11] 的记录,可见《楚辞•渔父》受北方文学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庄子也曾出入北方,曾游说过梁惠王和齐宣王,《庄子•渔父》显然也是受到了北方文学的影响。总而言之,这两篇文章都受到了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的双重影响,并在南北两种文化的催生下出现的。
在主旨思想方面,庄子和屈原的思想都同时暗合着某些共同的来自老子的思想。老子和庄子作为道家的两大代表人物,千百年来一直被合称“老庄”且被尊为道家的至尊,而且庄子在《史记》中被视为老子的接班人。《庄子•渔父》的本归也就在于“明老子之术”,阐述老子的思想。屈原的思想和作品中也很明显含有老子和道家的一些思想痕迹。比如他的《远游》更暗含了浓厚的道家思想,其他诸篇像《涉江》、《思美人》等等都或多或少地留有道家的印迹。在《楚辞•渔父》一文中,我们依旧能依稀感觉并找到道家思想的影子,在某些句子之中,道家的思想时浓时淡地隐现其中。在学者徐志啸看来:

“屈原《渔父》“举世皆浊吾独清,众人皆醉吾独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汉汉者乎”
的句式和用语,居然极似《老子》第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像像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庵兮其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你能说屈原作品不曾受《老子》影响、不曾沾溉《老子》?[12]

在行文风格上面,二者都极具浪漫主义色彩和写实主义风格。 刘师培认为两者在“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诵怪”方面极为类似(《南北文学不同论》),而且他们的语言恣意无忌,多属“狂言”。在描写人物和人物心理方面,语言极为华丽传神,很多地方都已不是现实本像,而是由作者在自由发挥想象和灵感之后,在任意挥洒和铺陈之中体现出的浪漫主义的行文特点。同时它们似乎又矛盾地突出了写实主义的风格,两篇文章都是有很强的故事性,在特定的场景和环境之中,在周围事物或人物的配村之下,通过主人公渔父和孔子,渔父和屈原的对话来完成思想的传达和融合,这无疑不是暗合了写实主义的特点。此外,他们的语言风格和形式也各具特色,而且直接催生了汉代赋体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以及后世散文创作的兴盛。
就渔父形象分析,虽然在两篇文章中他的角色各有不同,在《楚辞•渔父》中,渔父是一个陪衬式的人物或是一个消极的,避世的,相对于屈原的“反面”人物,和《庄子•渔父》中那个充满智慧,圣人般的渔父形象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但从总体上而言,渔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形象未变,这也是两篇文章的相通之处,更是在两篇本着不同思想流派的文章中所体现的共同之处。庄子和屈原所描写的渔父这个形象从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中国儒道文化共有的古代隐士形象和隐逸文化的精髓。“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正是古时隐士生活的写照。而这些在庄子和屈原的两篇文章中也有体现。他们都是避世埋名的隐士,而并非是仅仅靠捕鱼为生的渔人。先秦时期,社会动荡,很多贤人异士畏世远遁,洁身自保,或僻居山林,或躬耕乡野,或临泽而居,以垂钓捕鱼为乐,闲于山野,游于川泽而不为外人道,像孔子所遇的长沮、桀溺、荷丈人和楚狂接舆。这或许是两篇《渔父》真正境界的体现,也是庄子和屈原对此种人物的一种共同诠释或是理解。自古以来,隐逸文化似乎离不开“渔父”二字,但凡有隐士之处,必有长竿几根,垂钓之风,可以追溯到上古,《诗经》中说,“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13] 之语。吕尚入世之前本就是江湖一渔父,且《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道家之人,《吕氏春秋•谨听》称“太公钓于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14]。从这点而言,渔父形象的出现并非只在庄子和屈原之时,而是早已有之,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所代表的隐士形象和文化内涵也早已定型,成为庄子和屈原们在文学创造中的一个习语。只是在庄子和屈原运用的时候,所持的立场不同,故而所形成的具体的渔父形象和意义也各不相同。
战国以后,渔父所主要体现的道家思想有所削弱,或与儒家融合,成为“出世”和“独善其身”的典型形象。“渔父”在后世成遂为怀瑾握瑜的隐者的代表,洞悉世事的智者和世外高人的象征,是被认为有大贤大能的智慧人物。而且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以及庄子和屈原所描绘和给予的特定形象和意义在一代代人,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心中根深蒂固,且一直深存于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渔父”所体现的那种自由洒脱、任意江湖、豁达逍遥的精神状态也始终在吸引和陶铸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和灵魂。后来魏晋玄学的繁荣,山水田园诗歌的出现,隐逸诗歌的发展,还有像“竹林七贤”、陶渊明、李白、柳宗元、苏轼等大量喜欢写隐逸诗歌的诗人和作家的出现,也证明了以“渔父”为象征的中国隐逸文化的深刻性和普及性。于此同时,庄子和屈原所树立的“渔父”形象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美学和艺术的发展。并且成为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特定的文化现象。
总之,《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所体现的差异和暗合是作者自身行文需要、人物形象选择以及“渔父“本身所固有的文化属性共同体现的结果。也是中国思想文化中“儒”、“道”两家相通之处的具体体现。




参考资料

[1].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2].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3].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4].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5]. 游国恩《游国恩楚辞论著集•第三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8、139页
[6].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下》,中华书局, 2009年版,第866页
[7].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下》,中华书局, 2009年版,第876页
[8]. 屈原《楚辞•渔父》
[9]. 屈原《楚辞•渔父》
[10]. 屈原《楚辞•渔父》
[11].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
[12]. 徐志啸 《文学遗产》,2009年第四期,第138页
[13].《诗经•国风•卫风•竹竿》
[14]. 吕不韦《吕氏春秋•谨听》







作者:定之(思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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