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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首页 书中日月 汉代诗歌简论

汉代诗歌简论


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乐府在西汉哀帝之前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行 政长官是乐府令,隶属于少府,是少府所管辖的十六令丞之一。西汉朝廷负责管 理音乐的还有太乐令,隶属于奉常。乐府和太乐在行政上分属于两个系统,起初在职能上有大体明确的分工。太乐主管的郊庙之乐,是前代流传下来的雅公布古 乐。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它不是传统古乐,而是以楚声为主的 流行曲调。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17章,另外,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在祭祀沛宫原庙时用楚声演唱,也由乐府机关负责管理。西汉从 惠帝到文、景之世,见于记载的乐府歌诗主要是以上两种。

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 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据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据《汉书·礼乐志》 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武 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 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乐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 隶属于少府。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至东汉, 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

魏晋时期,旧的乐府歌辞有的还在继续沿用,有相当数量的两汉乐府诗流传于朝廷内外。六朝有些总集专门收录乐府古辞,其中主要是两汉乐府诗。至梁沈 约编纂《宋书》,其《乐志》收录两汉乐府诗尤为众多。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把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在一起,共分为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两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 辞和杂歌谣辞中,而以相和歌辞数量最多.

现存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涵盖了从帝王到平民各阶层,有的作于庙堂,有的采自民间,像司马相如这样著名的文人也曾参与乐府歌诗的创作。《汉书·艺文志》 著录西汉歌诗28家,314篇,基本都是乐府诗。现在所能见到的西汉乐府诗,可以认定是西汉的作品有《大风歌》、《安世房中歌》17章、《郊祀歌》19 章、《铙歌》18首,以及另外为数不多的几首民歌,其他乐府诗都作于东汉。



汉代诗歌综述

西汉至东汉400年间的诗歌创作,包括文人创作和民间歌谣。汉代诗歌是在《诗经》、《楚辞》和秦、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古诗”、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其中以两汉乐府民歌和东汉后期无名氏文人五言古诗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秦末汉初,以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为代表的楚声短歌,最为盛行。由于“高祖乐楚声”(《汉书·礼乐志》),使这一楚地民歌体裁进入宫廷,登上庙堂。到文帝、景帝年代,《大风歌》奉作宗庙颂歌,刘邦歌姬唐山夫人的《房中歌十七章》也被整理列入郊庙雅章。武帝作《秋风辞》、《瓠子歌》及《天马歌》,都是楚歌;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出嫁乌孙,作《乌孙公主歌》,也是楚歌。实际上,汉初以来,楚歌已成为帝王贵族及文士述志抒怀、歌颂圣明的一种流行诗体,今存作品较多。其时民歌谣辞留存很少,《划一歌》、《淮南王歌》等表达了人民要求安定统一的意愿。文人四言诗仅存韦孟《讽谏诗》、《在邹诗》,摹仿《诗经·大雅》,语言古奥,流传不广。

汉武帝正式建立乐府官署,由精通音乐的李延年充任协律都尉,广泛收集、整理民间歌谣,吸收文士创作庙堂颂辞,教习女乐歌舞演奏,以致朝廷“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社会流行俗曲。这对于汉代民歌的流传保存起了重大作用。今存郊庙歌辞中的《汉郊祀歌十九首》,传有司马相如等的作品,多属歌颂武帝功德之辞,形式有四言、楚歌及杂言。其朝廷军乐凯歌《汉铙歌十八曲》,取民间铙歌乐曲而成,歌辞则有战歌《战城南》,也有谏歌《朱鹭》,恋歌《有所思》、《上邪》,游子之歌《巫山高》等。至于采自各地的民歌谣辞,如《薤露》、《蒿里》、《江南》、《东光》、《公无渡河》及《卫皇后歌》等,当为武帝在位时或稍早时期的产品。这些民歌谣辞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社会矛盾的不同侧面,形式活泼多样。

西汉文人诗坛寂寞。传统典雅的四首诗,继韦孟后,仅存其6世孙韦玄成《自劾诗》等2首,已趋末路。随着汉宫楚歌的盛行,乐府官署的建立,俗曲新声的传播,今存几首西汉文人诗歌,也多为楚歌及杂言。西汉乐府多为黄门倡家掌管,俗曲新声供贵族豪门享乐,文士形同倡优,五、七言及杂言体多用于“俳谐倡乐”(挚虞《文章流别论》),因而西汉著名作家“王(褒)、扬(雄)、枚(乘)、马(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诗品序》),有楚歌而无五言,汉成帝时著录 “歌诗28家314篇”(《汉书·艺文志》),并无五言诗作品。传为苏武、李陵、枚乘及班婕妤所作的五言诗,在六朝已都疑为后人伪托或拟作。到哀帝时,虽因厌恶俗曲而下令罢乐府官,但“百姓渐渍日久”,民歌俗曲依然在豪富吏民的私家演唱流传,以五言为主的新体诗渐居诗歌创作的主流。

东汉乐府建置,史志不载。从今存作品情况推测,其乐府规模和庙堂乐章,略承西汉。由于外戚宦官、官僚豪强势力的发展,私家女乐歌舞之风更盛,俗曲新声流传更广。存录也多。今存东汉乐府歌辞,除《宋书·乐志》所录官家保存者外,还有私家存留下来的。如《陇西行》古辞,《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说:“此篇出诸集,不入《乐志》。”便是存于私家撰集。又如《孔雀东南飞》长期在民间口头传唱,而为后世所编录。同时,由于东汉迷信谶纬术数,加之光武帝“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后汉书·循吏传序》),形成观谣察官的政策,导致文人方士利用儿歌民谣敷衍天命,制造舆论。到顺帝、桓帝以后,官僚士大夫集团与外戚、宦官集团斗争激烈,士人清议,针砭时政,也用歌谣作为一种舆论手段。因此东汉民间徒歌谣辞异常活跃。

今存汉代乐府民歌及谣辞,多数是东汉作品。其显著特点是,题材比较广泛,思想内容比较丰富复杂。它们多采用叙事的形式,揭露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抨击社会黑暗,也夹杂一些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神仙长生的消极思想情绪。其优秀作品如《孤儿行》写孤儿惨遭兄嫂虐待剥削,《东门行》写贫夫被迫走向反抗道路,《十五从军征》写老兵退役回家后的孤苦,《艳歌行》写游子在异乡的畏惧,《艳歌何尝行》写夫妻悲惨离别,《上山采蘼芜》写男子喜新厌旧,都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和反抗。而《陌上桑》正面歌颂罗敷对太守调戏的反抗,揭露讽刺了统治者的丑恶;《鸡鸣》、《相逢行》等则直接写统治者的骄奢淫佚生活。此外还有不少歌颂清官贤良或抨击官吏污浊的民歌谣辞。东汉乐府最杰出的作品便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它通过封建家庭中一对恩爱夫妻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控诉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在思想、艺术上都足以代表东汉乐府民歌的成就和特点,同时标志着民歌艺术已发展到高度成熟的五言诗的阶段。

东汉文人诗歌也逐渐朝着五言诗方向发展。梁鸿《五噫歌》是四言加上叹词;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文心雕龙·明诗》);都显示着四言诗努力摆脱古奥的困境。马援《武溪深行》和张衡《四愁诗》则显示着向七言演变的轨迹。而发展最显著的就是五言体。班固《咏史》、应亨《赠四王冠诗》虽然“质木无文”(《诗品序》),却表明东汉前期文士开始采用俗曲五言体作诗。其后,张衡《同声歌》已具情采。到桓帝、灵帝之后,出现了秦嘉、徐淑夫妇的《赠答诗》,蔡邕《翠鸟》,郦炎《见志诗》,赵壹《疾邪诗》,以及孔融《临终诗》,这些作品都是较好的五言抒情诗。此外,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明显表现出下层文士的五言诗从乐府歌辞脱胎而来。大约与此同时,以《古诗十九首》及所谓“苏、李诗”为代表的一大批无名氏文人所作的五言诗,在民间广为流传,抒发下层文士失志伤时、离愁别怨、讥世刺俗以及人生无常的不满情绪,表达他们向往仕进、渴望完聚、要求爱情忠贞和友谊诚挚的正常愿望。它们的艺术性很高。刘勰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文心雕龙·明诗》)六朝人统称之为“古诗”,奉为典范,其后便相沿成为这一种诗体的专称。无名氏古诗的涌现,表明文人五言抒情诗达到高度成熟阶段。从此到建安时代,“五言腾踊”,脱离乐府而独立发展,取代四言体而成为文人诗歌创作的主要形式。

汉代诗歌继承、发展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和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情绪和愿望,奠定了五言诗体蓬勃兴起的基础,促使七言及杂言体的产生,开拓了一片沃美的艺术土壤。在艺术表现上,“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徐祯卿《谈艺录》)。汉代乐府叙事诗开创了古代叙事诗的优良传统。从建安时代以乐府旧题叙时事,到唐代杜甫“即事名篇”的拟乐府,以及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都在思想上、艺术上得到汉代乐府的滋养。两汉文人诗则以抒情诗为主,言志述怀,富于个性;多用比兴,委婉含蓄。多数作品的结构犹存乐府叙事的痕迹,其语言质朴平易如话家常。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抒情诗,因其风格独创而成为一种专门诗体,便可见其艺术影响的深远。

汉代诗歌作品主要保存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及梁代萧统《文选》、陈代徐陵《玉台新咏》等总集中。其乐府歌辞大多见于《宋书·乐志》和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此外,唐、宋人所编《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也有辑存。其后,元代左克明《古乐府》、明代冯惟讷《诗纪》等乐府古诗总集辑录颇富。近人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辑《全汉诗》5卷,收录较全。今人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汉诗》12卷,为辑录汉诗最全的资料汇集。



汉代乐府的内容

汉乐府歌诗中内容最丰富、最富于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的,当属采自各地的作品。这些作品“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有些作品反映了战争和徭役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十五从军征》写一个老汉“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到家后见到一派田园荒芜的景象,心中悲愤难禁。《战城南》则描绘了一幅战场上尸横遍野的惨景: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诗人面对这样的凄惨景象,欲哭无泪,欲告无门,只得乞求乌鸦在啄食尸体前为死难者哀号,他悲愤地质问统治者:“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在这些征战题材的作品中,没有了《诗经》中同仇敌忾、踊跃从军的意气,也看不到对“王师”的热情颂扬,跳荡在字里行间的,只是一股浓重的厌战情绪,从中不难发现战争给社会和人民心灵造成的巨大伤害。战争和徭役使无数人有家难归,思念也就成为此类题材的重要内容。《古歌》写征夫思念家乡:“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这无望的思乡情令征夫白头,而家中的思妇也同样在无望的思念中苦熬,《饮马长城窟行》写思妇想念在外服役的征人: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常相忆。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女主人公终于收到亲人的来信,但信中却只有令她失望的问候。这些作品生动控诉了征战和徭役之苦。有些作品直接表现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妇病行》写一个男子因无法维持生活,只好违背妻子临终前的嘱托,忍痛抛下幼子,上街行乞;归家时,“见孤儿,啼索母抱,徘徊空室中”,感到万分悲痛,但又无可奈何的表示:“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东门行》则写主人公生计断绝,于是毅然“拔剑东门去”,走上了反抗道路: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作品真实再现了当时贫苦农民因衣食无着,铤而走险的现实。还有些作品表现失去生计的农民远走他乡,到处漂泊,在饱尝了流离之苦以后,他们沉痛地表示“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在当时,女子遭受的苦难更超过男子,《陌上桑》和《羽林郎》都涉及劳动妇女遭受权豪势要的调戏,暴露了官僚、外戚的丑恶无耻。

汉乐府歌诗中还有一些表现爱情和婚姻的作品。它们有的写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表现他们的恋爱心理,如《上邪》、《有所思》;有的表现下层妇女的可悲地位,诉说她们被遗弃的哀苦,如《怨歌行》、《董娇娆》、《上山采蘼芜》;还有的表现了失恋妇女的坚强、坦荡,如《白头吟》。在此类题材的作品中,《孔雀东南飞》最有代表性。除了上述传统题材,汉代乐府诗中还有一些更能反映汉代社会生活特点的新题材。

最为突出的是表现享乐生活的诗歌。汉代是一个富裕的社会,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物质财富极大地增长。繁荣富裕的现实生活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追求享乐的风气弥漫了整个社会。汉乐府民歌中有些作品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例如这首《古歌》:

上金殿,著玉樽,延贵客,入金门。入金门,上金堂。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奕交复行,朱火飏烟雾,博山吐微香。清樽发朱颜,四坐乐且康。今日乐相乐,延年寿千霜。

在这些欢宴的场合,面对清歌妙舞、美酒佳肴,人们极尽欢娱。与此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及时行乐的思想。例如这首《西门行》:

 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逮为乐,逮为乐,当及时。何能愁怫郁?当复待来兹。酿美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忧愁。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行去去如云际,弊车羸马为自储。

这些及时行乐的歌唱是汉代诗歌中极有特色的内容。另一类有时代特色的题材是游仙。神仙思想在战国时期已经极为盛行,到了汉代,随着享乐风气的流行,企慕神仙、渴望长生成为人们的普遍愿望,乐府歌诗中也因此而出现了一些与求仙有关的内容,例如《长歌行》中写道:

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

诗中之人随仙人上山采药,又将长生之药送给世人,使之延年益寿。这种情形是当时流行的养生求仙现象的真实反映。还有些作品描写遨游天界所见之景象,例如《陇西行》写诗人得道飞升,“离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揽辔为我师,将吾天上游。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趺,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诗人把天上的情景想象得如此美好,这正是人们醉心于神仙之道的原因。这些游仙之作又往往和颂上的内容结合在一起,例如《董逃行》写主人公得到仙药,献给皇帝,祝颂“陛下长生老寿”,“陛下长与天相保守”。又如《王子乔》写仙人王子乔:

参驾白鹿上至云戏游遨……东游四海五岳上,过蓬莱紫云台。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圣朝应太平,养民若子事父明,当究天禄永康宁。玉女罗坐吹笛箫,嗟行圣人游八极,鸣吐衔福翔殿侧。圣主享万年,悲今皇帝延寿命。

诗中把宏大的游仙场面和祝颂之辞结合在一起,带有浓厚的皇家色彩。在汉代,对求仙活动最为热衷者是皇帝和王公贵族,这些作品显然是为了适应他们的需要而创作的,而诗的作者则很可能是以求仙炼药为能事的方士。

汉乐府歌诗中还有一些作品赞美家庭生活的美满,表现人们的生活希求,同时也反映了汉代的礼俗。《相逢行》写长安富贵人家的豪华生活:

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不知何年少,夹毂问君家。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镫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音声何噰噰,鹤鸣东西厢。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

此诗又名《长安有狭斜行》,诗中描写长安的一户官宦人家,半是夸耀,半是称羡。从中可以不仅可以看到汉代的城市生活,更能使人了解时人追求富贵的心理。又如《陇西行》的后半部分写一个家庭主妇待客的过程:

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玉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勑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诗中的描写如同一幅动态画卷,生动展示了汉代的礼俗。诗人对这个女主人称赞不已,原因就在于她体现了时人所追求的生活理想。吴兢《乐府解题》说此诗“始言妇有容色,能应门承宾。次言善于主馈,终言送迎有礼”。诗人希望有这样的健妇把持门户,生活和谐美满。上文提到的《陌上桑》一诗,实际上也属于此类作品。诗中极力赞美罗敷的美好,而太守调戏罗敷一节,却被轻描淡写,它不过是为刻画罗敷而设置的一个背景,诗中通过这个情节去反衬罗敷的坚贞,又因此而引出了罗敷夸夫。罗敷和她的家庭完全被理想化了,诗人对此称赞不已,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倾心追求。这种作品往往是在达官贵人的宴会上演唱的,非常适合演出的场合和听众的心理。张衡的《同声歌》也是一首这样的作品,此诗在《乐府诗集》中收入“杂曲歌辞”,诗中写道: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纷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诗中写一个女子受到丈夫宠爱,其中充满了对男女欢爱的渲染,后半部分描写的是练习房中术的情景。吴兢《乐府解题》称此诗“以喻臣子之事君也”,其实并无根据,实际上,人们从中看不到什么比兴寄托的含义。诗中纯粹是表现夫妇生活的美好,希望得到一个这样温柔可人的妻子。这样的作品是在当时宴乐的场合演唱的,从音乐上说,它属于“郑卫之遗风”一类新声俗曲。当这些乐曲在社会上风行的时候,一些文人也出现在歌舞宴乐的场合,他们不仅参与了新声俗曲的欣赏和演唱,而且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为之“改赋新词”。乐府歌诗中的不少作品,就出自这些文人之手,只不过多数人没有留下姓名罢了。

上述几类作品都带有强烈的娱乐性。汉武帝设立乐府机构,除了定郊祀之礼的需要,还有满足娱乐需求的目的。乐府中制作和搜集的作品,多数属于新声俗乐,被儒家正统人物斥为郑声。据《汉书•乐志》记载,当时河间献王刘德献雅乐,武帝只是“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而内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至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即位后,出于近雅放郑的目的,下诏罢乐府,“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置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乐府歌诗,自然要最大限度地追求娱乐性,以满足欣赏者的需要,这就是上述题材大量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代乐府歌诗中还有一些动物题材的作品,其中寄托着诗人强烈的生活感受。例如《枯鱼过河泣》:“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鲤,相教慎出入。”诗中借枯鱼劝诫同类之言,表达了一个罹祸者追悔莫及的心情。又如《乌生》:

乌生七八子,端坐秦氏桂树间。唶我!秦氏家有游遨荡子,工用雎阳彊、苏合弹。左手持彊弹两丸,出入乌东西。唶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唶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唶我!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钩尚得鲤鱼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乌鸦端坐于桂树间,自以为舒适而安全,却不料忽然被弹丸击中,由此它又想到善跑的白鹿、高飞的黄鹄和深藏的鲤鱼,都不能躲避灾祸,不禁产生人生无常之感。上面两首诗曲折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的险恶。此类题材的作品还有《艳歌何尝行》: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一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返顾,六里一徘徊。(二解)“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三解)“乐哉新相知,忧哉生别离。躇踌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四解)“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趋)

诗中借鸟的遭遇写夫妇离别。白鹄在双飞之时,雌鹄忽然染病,不能继续飞翔。雄鹄用口衔、背负都无法携雌鹄同飞,只得反顾徘徊,作生离死别。这夫妻惨别的情景不仅表现了双方感情之深笃,更可以使人看到民生多艰的现实生活,它和《妇病行》所表现的内容是非常相近的。

上述作品以鸟喻人,近乎寓言。这种题材在汉代非常普遍,1972年在山东银雀山出土的《神乌赋》,也是这类题材的作品。汉代人用它们表现人生感触,同时也用来满足娱乐的需求。从《艳歌何尝行》结尾“今日乐相乐,延年岁万期”两句可以知道它是在娱乐活动中演唱的。汉代人用这种表现人生痛苦和悲凉感受的作品获取审美娱悦,这是此类作品被大量收入乐府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乐府歌诗中还有些其他内容,《上之回》记载汉武帝巡幸回中地;《雁门太守行》歌颂洛阳令王涣的政绩;《平陵东》写强盗动持人质;《孤儿行》写一个孤儿受到兄嫂虐待;《长歌行》勉励人们珍惜时光;《君子行》告诉人们一些处世之道;《满歌行》是一个遭遇不幸的文人表示“安贫乐道,师彼庄周”;《薤露》、《蒿里》是送葬时所唱的挽歌;《江南》是江南女子采莲所唱的情歌。这些作品无一不是汉代社会和人们思想情绪的真实写照。



汉代乐府的艺术成就

在艺术上,汉乐府最突出的特点是叙事性。明代徐桢卿在《谈艺录》中说:“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诗经》中绝大部分作品是抒情诗,很少带有故事情节。汉乐府歌诗中则出现了较为完整的情节和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孔雀东南飞》那样的长篇叙事诗,也有《陌上桑》等情节生动,富于戏剧性的作品。即使那些不以叙述故事为目的的短诗,也往往有一些具体的生活片断和细节描写。如《十五从军征》中,重点描写了那个老兵到家前后的经历,通过他的遭遇和感触,以小见大,揭露了汉代的兵役制度。又如这首《艳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zhan)。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全诗除了前两句的起兴和后两句的抒情,中间叙述了一件主人公流浪途中见到的小事,写出了飘泊之苦;夫婿“斜倚西北眄”的动作,逼真传神,很有戏剧性。这种写法与《诗经》中那种直抒胸臆、重章叠唱的作品有显著不同。在汉乐府歌诗中,作者或以第三人称的方式铺叙故事;或通过主人公的自诉表现生活场面和细节;或在人物对话中展示一定的情节,表现方式灵活多样。作者特别善于在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表现其性情;注意从不同角度刻划人物形象。如《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晰,鬓鬓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诗中生动塑造了一个劳动妇女罗敷的形象。她勤劳美丽、忠于爱情,同时又勇敢、机智,不仅敢于反抗,而且善于斗争。面对太守的调戏,她镇定从容,一面轻蔑地斥责对方:“太守一何愚”,一面采用夸夫的手段从气势上压倒太守,终于使太害狼狈而归。这一形象从外貌到精神都是光彩照人的。诗中采用虚实结合和侧面烘托的手法,写罗敷的美貌,先从她的生活环境写起,一直写到她的妆饰。然后避开对她的容貌的正面描写,又写旁人对她的美貌的反应,引起读者的联想,起到了正面描写所起不到的作用;然后又通过她回答太守时的轻蔑、夸赞夫婿时的自豪,表现了她的坚贞和机智,使一个光彩照人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呼之欲出。这样生动的人物描写是以前的诗歌中罕见的。

汉乐府民歌的语言质朴自然,生动活泼,富于生活气息。作者具有深切的生活体验,叙事抒情皆如信口而出,不假文饰,但又情景逼真,很能感人。如《孤儿行》: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记。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主人公用如泣如诉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琐事一一道来,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状。清代沈德潜在《方诗源》中评此诗说:“极琐碎,极古奥,断续无端,起落无迹,泪痕血点,结掇而成。”其成功奥秘就在于它是作者心声的自然流露。很多作品用日常习见的事物作比兴,如《白头吟》中用“竹竿何袅袅,鱼尾何漇漇”来比喻恋人间的幸福和谐;《艳歌行》中主人公用“水清石自见”比喻自己行为磊落,真相终会大白;《古歌》中用“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形容思乡的苦况,都写得浅显生动,韵味悠长。另外,《饮马长城窟行》中不仅用了出色的比兴,而且采用顶真句式,造成步步转折、蝉联往复的抒情效果,民歌色彩非常浓厚。因此,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

汉代乐府诗中的有些作品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如《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诗中用火山爆发般的激情和高度夸张的比喻表达对爱情的坚贞;《战城南》、《乌生》、《枯鱼过河泣》中展开了奇特的想象,或让死者与乌鸦对话,或让乌鸦自诉遭遇,或假托枯鱼告戒同伴,令人拍案惊奇;《陌上桑》中则把女主人公做了理想化的表现,其情节幽默风趣,带有喜剧性。这些浪漫主义的表现正是民歌的突出特点。

汉代乐府诗的形式灵活自由,篇章句式变化多样。它们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创造了包括四言、杂言和五言的丰富的诗歌体裁,便于容纳更多的内容,更为自由地叙事抒情。其中的《陌上桑》、《饮马长城窟行》、《孔雀东南飞》等已经是成熟的五言诗;《战城南》、《妇病行》、《孤儿行》等是参差多变的杂言诗;有的作品还带有一些七言句式。汉乐府民歌是由《诗经》的四言体向五、七言诗过度的重要阶段。自此以后,五言诗就在诗坛占据了重要地位,七言诗也逐渐走向成熟,杂言诗则作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诗体,受到了历代作家的喜爱。

汉代乐府诗中成就最高的作品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此诗又名《焦仲卿妻》,最早见于梁代徐陵的《玉台新咏》。诗前有序云:“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可知此诗取材于真人真事,约成于汉末建安年间。全诗共340多句,1700多字,是汉文学史上最长的叙事诗之一。它通过刘兰芝,焦仲卿两人的婚姻悲剧,暴露了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争取爱情和婚姻美满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汉代的风习礼俗。

诗中叙述了一个完整的爱情悲剧,情节曲折动人,矛盾冲突尖锐复杂。兰芝被遣展开了主人公同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是故事的开端。刘、焦分手,兰芝回家后受兄长逼迫,违心地应允了太守家的婚事,是故事的发展,至此,人物关系更为复杂,矛盾冲突愈加尖锐。到了仲卿闻讯,前来责难兰芝,二人产生误会,后来相约殉情,故事便发展到高潮,各种矛盾充分展开了。刘、焦二人双双自尽,矛盾得到解决,是故事的结局。最后,二人合葬,墓旁生出松柏梧桐,令人嗟叹不已,是饶有余味的尾声。全诗围绕刘、焦的爱情悲剧描写了各种矛盾冲突,情节紧凑集中,剪裁精当,引人入胜。

诗中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刘兰芝勤劳善良、美丽温顺,但又柔中有刚,敢于反抗。焦仲卿同样善良温厚,忠于爱情,但性格懦弱,守礼尽孝,对母亲抱有幻想。焦母和刘兄是两个典型的封建家长,前者专横顽固,后者庸俗事例。他们的压迫促成了刘、焦二人的悲剧。刘、焦两人不向封建势力屈服,用生命去追求爱情和自由,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人民的美好理想。作者通过富于个性的对话和行动、细节描写,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对次要人物,也能用简要的笔墨使其神情毕肖。如焦母面对仲卿“捶床便大怒”的动作和“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的喝骂,生动表现了她的专横无理;而刘兄对兰芝的一番劝诱,又活画出一幅市侩小人的嘴脸。

《孔雀东南飞》在叙事中带有浓郁的抒情性。作者运用了很多铺叙、烘托和渲染,以造成感人的艺术效果。“严妆”一节详细叙写刘兰芝被遣时着意梳妆打扮,即刻划了他的美丽和坚贞,也表现了其复杂心情。太守迎亲一节,极力铺陈其豪华,反衬出兰芝的悲凉心境及不慕荣利。景物描写也起到了很好的烘托渲染作用。如用“其日牛马嘶”来渲染太守迎亲的热闹场面,用“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来造成一种悲剧氛围,都从不同方面衬托出人物内心的悲哀,此外,诗中还出现了一些抒情性的穿插,也有助于对艺术氛围的渲染。

另外,此诗在写实的基础上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诗的末尾写仲卿夫妇合葬华山,墓旁松柏、梧桐枝叶相交,鸳鸯相向,日夕合鸣,以象征他们爱情的不朽,从精神到表现手法都是浪漫主义的。

《孔雀东南飞》是汉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诗。千百年来,它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近代以来,又被改编成戏剧,流传甚广。汉代乐府诗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优良传统,它的大胆反映现实的精神在诗歌史上影响深远。后代凡是反映民生疾苦、暴露黑暗现实的诗作往往采用乐府的形式,以至于批判现实成了乐府诗的一个基本特点。汉代乐府诗大大发展了我国的叙事诗,它的以事成篇、即事见义的表现方式和叙事写人的技巧都被后代作家继承和借鉴,成为乐府诗的共同特征。汉代乐府诗的诗体形式也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的五言诗直接影响了文人五言诗的产生,杂言诗也成为诗歌史上的一种重要体裁,长期被后代诗人所运用。







作者:定之(思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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