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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首页 书斋闲趣 试论《天子游猎赋》以虚写实的写作特色

试论《天子游猎赋》以虚写实的写作特色


摘要: 作为汉赋的代表,《天子游猎赋》最突出的写作特色是以虚写实。在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描述中,司马相如将社会现实和个人主张融入其中,形成了作品以虚写实的主要特色,具体有两点体现:以《子虚赋》讽诫诸侯勿越君臣礼制,以《上林赋》规劝天子“归之于节俭”。以虚写实的写作特色让《天子游猎赋》达到了汉赋创作艺术的巅峰。

关键词: 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以虚写实



《天子游猎赋》是
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二赋的合称,后世视其为汉赋的代表,但评价不一。“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文心雕龙・夸饰篇》), 这是刘勰对司马相如辞赋的评价,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考其源流,则始自司马迁“虚辞滥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观点。所谓“凭风”主要是指始盛于宋玉、景差之际的“夸饰”之风,司马相如对其承袭,并使之成为其赋作的主要特点。刘勰对此风则不予认同,故将其定为“诡滥”之风,“诡滥”一词,基本意思是虚夸失实。此外,刘勰还评论《上林》“滥侈”,认为司马相如“信赋妄书”(《文心雕龙・事类篇》),这与其“诡滥”一说相一致。“诡滥”一语,贬意昭昭,且风行千年。但现今看来,刘勰所言未免牵强,具体而言是对司马相如“崇盛丽辞”的文风的误读。就辞赋的创作理论而言,司马相如曾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1],显然,司马相如已明确阐释了他辞赋创作的观点:重视辞赋的形式美、语言美和声韵美,故有“綦组”、“锦绣”、“经纬”和“宫商”之谓。这种观念被后人引为经典,成为历代辞赋创作的准则。如果说这种好“丽辞”的风尚也要被当做缺陷来批判的话,那么辞赋,特别是汉赋,则没有存在和研究的价值了。事实上,刘勰及司马迁之所以产生偏见,主要是他们只看到了司马相如赋“虚”的一面,却忽视了其“实”的一面,而恰恰此面最为重要。总体而言,司马相如赋作的主要风格是:“以虚写实”, 司马相如善于以虚写实,运用较为夸饰的语言形式反映社会现实,达到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艺术效果,这在《天子游猎赋》中表现明显。




对真实世界的深刻把握和如实反映是司马相如进行辞赋创作的基础。司马相如的赋作绝非凭空而来,没有对现实的细察与领悟,也就无法达到其辞赋创作的高度,刘熙载说:“汉赋尚事实”(《艺概.赋概》), 此种说法是公允的,作为汉赋的代表,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也反映了这一观点,具体来说就是 “以虚写实”的特点。

司马相如善于描述宫殿苑囿,这在《天子游猎赋》中表现突出。篇首作者便以小见大,借子虚之口描述了云梦之地的胜景,以间接颂扬楚国:“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 。紧接此句,下文便顺势铺开,对作为楚王狩猎之地的云梦,从上下左右,东西南北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细绘,一幅以苑囿为主题的工笔卷轴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齐王面前,以致“齐王无以应仆也”。足见云梦之盛。按司马相如的解释:“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2],这部分,即《子虚赋》,所言乃是诸侯之盛。这显然是此赋“写实”特点的体现,是对作者个体经历和现实的真实反映。

司马相如敢言“推天子诸侯之苑囿”是有个人阅历作为基础的。司马相如曾“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关于“武骑常侍”的职能,《史记.索隐》引张揖曰:“秩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宋书.百官志》说:“武骑常侍,无员,汉西京官,车驾游猎,常从、射猛兽”可见司马相如曾一度担任景帝的贴身侍从,多“从格猛兽”,故而出于宫廷苑囿,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对于景帝时期,甚至包括武帝时期的大多宫苑,司马相如是了如指掌的,但因上林苑为武帝即位后所建 ,故上林苑不在司马相如所知之列。 原因很简单,因“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与诸生游士居数岁”,对于梁孝王所拥有的苑囿,自然也颇为熟悉,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梁园,梁园亦称兔园,《史记》称东苑,《西汉会要》谓之梁东苑。

於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馀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馀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於京师。[3]

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 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有。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钩其中。[4]

枚乘和江淹曾先后写过《梁王菟园赋》和《学梁王菟园赋》,言其华丽,绝非夸饰。特别是江淹写到园中的绮运馆和郝霞台时说:“其乐足以弃国释位,遗死忘归也。” 作为梁园中最奢华的宫殿之一,张衡在《南都赋》中,将其与阿房宫相媲美。这些都足以说明梁园的奢华毫不逊色于天子宫廷。而且梁孝王“东西驰猎,拟於天子”,明显违背了君臣有别的古制,觊觎皇位的野心昭然若揭。这是司马相如写《子虚赋》的隐情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游梁”其间所见所闻的再现,也暗合了他 “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的旨归和现实考量。这自然也是《天子游猎赋》“以虚写实”特点的表现之一。




《天子游猎赋》的第二部分,即《上林赋》,作者借无是公之口将上林苑的壮丽与帝王之气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并依次以狩猎、燕乐为序,对上林苑的宏大和帝国礼乐制度作了详实的描绘,这是诸侯之苑所无以比拟的,更突显了《天子游猎赋》“劝讽”和“写实”的特点。司马相如能够写出如此宏阔的场面,不能不说是其个体经历的体现。司马相如早期做过武骑常侍,对宫廷苑囿的特点熟悉。武帝时期的宫廷,多为前人所造,而且很多宫室建于秦时,以长乐宫为例,《三辅黄图》言:“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西汉会要》引《三辅旧事》、《宫殿疏》说:“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周回二十里,前殿东西二十九丈两栋,中二十五丈,深十二丈,时帝迁都长安,未有宫室,先修秦旧宫以居之也。”,可见汉初,包括武帝时期的宫殿有秦代遗风,规模和雕饰都极为宏丽大气,虽说汉初重黄老,讲简朴,但宫廷的奢华之气依旧存在。《西京杂记》记载:“文帝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馆皆广庑高轩,屏风帷褥甚丽”,应劭言:“文帝虽节俭,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画华榱壁铛,轩槛皆饰以黄金”[5]。汉代宫苑的奢华和气派,可见一斑,对此,司马相如是熟悉的。

对于上林苑,司马相如起初并不熟悉,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上林之地,他是很熟悉,司马相如曾经常出入上林,因为作为汉初皇室会猎的重要场所,景帝时常狩猎于此。“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而且其间“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史记・梁孝王世家》),更何况是作为武骑常侍的司马相如了,所以他才有信心在汉武帝面前“请为天子游猎赋”,写出了《上林赋》。所以赋中所描述的上林之风貌,虽多烂漫的想象和夸张的笔法,但还是基于现实之上的,是以虚写实的突出表现。武帝即位后,一改先前风气,大建宫殿,奢靡之风日盛。司马相如先后两度为官,对宫廷前后的变化,不可能不有注意。所以在《天之游猎赋》中,这种对现实风气的担忧,文中多少有所体现,故而他借无是公之口委婉规劝道:“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义不繇也。” 足见其现实之用。司马相如以虚写实,不忘批评规劝之本意,正也显示了《天子游猎赋》的非同凡响之处,鲁迅评价说 “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6],所言中肯。

《天子游猎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用词瑰丽,想象奇伟,内容宏大,达到了“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7] 的艺术效果,代表了汉赋的最高水平。但其最大的特色还是在于运用了“以虚写实”的写作方法,将对现实的看法融入赋中,通过精心编排的内容描述来间接反映现实社会,委婉劝谏帝王,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文以载道”的思想,以此看来,《天子游猎赋》作为汉赋的代表,当之无愧。



参考文献:
[1]、葛洪著,成林、程章灿译注《西京杂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65页
[2]、班固《汉书・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33页
[3]、司马迁《史记・梁孝王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83页
[4]、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 第222页
[5]、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6页
[6]、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8页
[7]、葛洪著,成林、程章灿译注《西京杂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作者:定之(思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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