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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首页 书斋闲趣 国学守望者(姜亮夫传略)

国学守望者(姜亮夫传略)


旅居杭城,已有数年了。总喜欢杭州的雅静,就着一方湖水,随意游走,或独处一隅,隐于柳桂之间,发些古思,情浓之时,便在山水悠然处,吟读几行先贤的字句,聊遣幽怀。寄情山水,任意东西,这便无疑是人生的至乐了。然数月之前,自我读完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姜亮夫全集》之后,此种逸兴便也尽失,随之而来的,则是沉沉的反思,抑或是在惊服之余,油然而生的一种深深的自问吧。

多年以来,言及国学,世人总觉遥不可及、难以论道;而观完姜公此集,才觉国学之远近,皆由心生,得乎一心,失乎亦一心,人间诸事,概不出于此。其宏远而含古今,精微而至细幽,上启于太古之道,下见于言行之间,不限门学之囿,包罗万象,经世济民,立德修身,皆有所及。这大抵是可以用北宋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见于张载《张子语录》)的这句话来概括的。国学一词,始于周代,但至近世,意已大变。近代百年,国门大开,西学方炽, 中学趋弱;以姜公恩师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认为“国之衰,乃学之不明,而非学之无用”,遂顺势提出了“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等诸多口号,以救国故于即倒。章太炎先生在《国学讲习会序》中言道:“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侍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国家之存亡。”此中所言之国学概与今日之相同了。章太炎还就国学之范围给予了界定,他指出,国学所及应囊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不以孔学为主,但以史学为基。依此可见,若想成为一代国学巨擎,是何等之难,百家诸学,皆须贯通,精于国故,善于持新,且以因革,而至大成。再说当时民族多难,风雨飘摇,条件之艰苦, 恐难以片语所盖。所以依常理,能出一二大师,便已是国之甚幸,而中华民族素来善于创造奇迹,国难之时,学人自强,故而学有大成,足当大师者,至于当时,不在少数,而姜亮夫便是其中之一。

读完姜公的文集,不得不因敬佩之至而顿生惶恐。因为我所读到的是一位耿直的老人,持真的学人,多才的文人,大写的巨人。遂不顾个人所学之鄙陋,妄作此传,以示崇敬之意。


生平与简评


姜亮夫(1902-1995),国学大师、著名的楚辞学家、敦煌学家、语言学家、历史文献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云南昭通人。原名寅清,字亮夫,以字行。号成均楼,晚年自号北邨老人,天南矇叟。其概于二十世纪同岁,究其一生,可谓退能独善修身,润物于无声之处,进可兼济一方,导善于众庶之间。少出深山,负笈四方,风雨兼程,笃守学人之道,爱国明理,求是持真;终世不倦于学术求索,虽久历坎坷,但建树卓著,治学为师,皆为世人所景仰。于己可为“守身如玉德之花”,于学则是“南北归一学之宗”,堪称一代大师。


求学与治学


姜亮夫的一生是和他的求学和治学经历紧紧相连的。他始终未有脱离学校和学术这条主线。早期游学各地,出入名校,除去故里所学,他先后就读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现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以及后来的巴黎大学。在《忆成都高师》一文中,他回忆到“我一生就读过四所大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给我影响最大的是二十年代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读书经历……,假如我有所成就,就是这些学校对我教育的结果。”求学期间,他结友从师,博学诸家,眼界大开,学识骤增,思想渐也成熟起来。

姜亮夫一生专著数十部、论文百余篇,完成著述近亿字,概涵盖了历史、语言、文学、楚辞学、敦煌学、文献学、训诂学、工具书编纂等诸多领域,成就至伟,举世瞩目,为今人所莫及。姜亮夫为学之本深植于语言和历史。而对其治学特点和研究领域,姜亮夫皆有所归总:“志趣所在,立于古史与近世史。 古史植基于语言文字。而为玑衡者,大抵不出穆勒利尔,恩格斯,莫尔根,马林确斯特,罗维诸家之说;近代史则以学术,艺术为主,全部治学枢轴,一以《尚书》、《诗经》两新注及《三代异同》综古史,二以《文字朴识》综古语,三以《四先生学谱》综三百年来学术,三者各有成业”(《成均老人著书目》)。姜亮夫对其所取之成就,评价低调且谦卑,他说“我一生业绩只是读书、编书、写书,但我是一个兴趣极广的人,对中国的学术,我几乎都要尝尝味道”。其女姜昆武先生将其一生著作分为五个部分:“ 历史、语言、敦煌学、楚辞学以及杂类(包括文学、艺术、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在《成均老人著书目》一文中,老人有如下评述“解放前糊口四方,多悔少作,全部拉杂摧烧之,今观此目,一生业绩,不过如此,从头认取,则全乖始愿……中经抗战,解放诸役,丧乱宏多,所余无几,今检此目,则皆三者枝叶扶疏,非大本大根也。其以成而毁者,因为不幸,其非得已而为之者,留在人间供人揶揄嘲弄,其亦未必为幸。然不敢浪迹生涯,摇唇鼓舌为清客大贾,为稗官小言而至于荒淫无耻以亏其生,则亦差自幸也。”言语之间,多有自嘲,但也暗杂几许伤感,而此多为时势使然,徒能扼腕叹息了。

家学渊源与人生抉择

姜亮夫的从学生涯概始于家学,他出身书香门第,深为父母宗亲所熏染,自小便胜人一筹。据其女姜昆武先生在《姜亮夫全集后记》中所述“据传祖上是武将,不知何时迁自南京,到云南镇戍边陲。因姜氏先祖教子有方及注重文教的淳厚家风,使先君父辈姜思让公弟兄四人一榜三举人,先君的大伯、四叔还留学日本,后还乡办学,在当地颇得风气之先”。其父乃是晚清名士,受梁任公、章太炎影响颇深,深谙法律,极为爱国。姜亮夫在其《自传》中说到:“父亲名思让,是个维新人物,清末京师大学堂学生,武昌起义后返家,领导地方光复事业。云南护国之役,他又领导昭通募捐济军反袁。”。姜亮夫自小便随其父通读格致教科书等新学书目,且熟识 “十三经”等传统经典,国学根基,很是扎实。有一事,姜亮夫印象颇深,其父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几乎每年都要用大条幅书写一遍,挂于墙上。所以姜亮夫自幼就能熟背于心,深知其意。因受其父影响,姜亮夫年轻时就颇有民主思想及爱国精神,很早便参加了政治运动。

1914年,姜亮夫就读昭通县高等小学,1918年入读云南省立第二中学,在读中学期间,姜亮夫通读了很多文学原典和学术著作,比如《三国演义》、《红楼梦》、《静安文集》等等,而其中《红楼梦》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那时他整日手不释卷,沉醉在红楼长梦之中,而《静安文集》则让他耳目一新。这些青年时代的学习便成为他“后来学问兴趣转变的一个大关键”。中学毕业后,为继续求学,他也颇遭周折。他在《自订年谱》中说到“升学请于诸父,四叔父独不许,欲余从商。求之祖太夫人,愿以官费游学。遂于元宵后二月,首途赴昆明。吾母以嫁时饰物作估18元为旅费,途中不止行一月,依先君于议会,日夜勤读也。数月无一时敢废”。可知那时,其求学之曲折艰辛了。

成都高师与清华大学

经一番苦修,姜亮夫在1922年终以官费生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师从廖平,林山腴,龚向农,吴玉章诸公。当时川内有“五老七贤”之说,而其恩师林山腴,龚向农,便是其中两位,这让他尤感庆幸。在蜀中四年,蒙诸位恩师的教导,姜亮夫博观群书,研读经典,为学日精,收益自是非浅;对于《诗经》、《尚书》、《荀子》、《史记》、《汉书》、《说文解字》等书目,他已是领其要旨,了然于胸,腹中锦绣,自然是今非昔比。而这些系统的精读则为他其后来的学术之路打下了极为坚实的根底。不仅如此,姜亮夫认为其自身也颇受林龚二公启发,尤其是林山腴先生所说的“作诗万不可从读诗话,读史万不可从读史论入手”后成为他一生笃行的治学方法。在《自传》中,他说“我自认为一生治学的根底与方法,都是这两位老师之赐,为我一生所不能忘的”。而且当时,他已有著书之志了,并在1925年九月完成了他第一本著述,定名为《昭通方言考》。1926年,姜亮夫毕业,而就在其毕业前夕,因不满军阀横行,便在毕业典礼之上,当面指责军阀头目杨森,措辞入骨,险遭祸害。

后游东南,欲北上继续求学,遂由沪入京,却遭逢一役,对其触动颇大,在《自订年谱》中,他说:“十八日(1926年3月18日)参与执政府请愿,几及于难,踏燕京大学死难女生杨肩,逾垣出,以此伤心国事,折节读书”。而对于姜亮夫来说,后来在北京为学的时日,则更令他毕生不忘。入京后,他先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科,后听闻进入清华极难,便欲一试,几番测试,遂以“备取生”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张济之诸公。这是他一生求学的高峰时期,且也是他思想及研究方向定型最关键的时期。而王梁陈三公加之后来苏州拜认的章太炎先生对他的影响则是终身的。诸位先生的治学思想、为人操守、处世态度深深地渗入了姜亮夫后来的学术生活各方面。后来他著有《四先生合谱子》一书,最初便是以纪念其恩师的。在清华,他遍访名师,多结好友,而其朋友中,后来也多有学术大成者,如陆侃如、戴家祥、谢国桢、王力等。

对于在这两所学校的时日,姜亮夫是终生不忘的,每每提及,感喟良多。晚年的时候,忆及恩师挚友,从治学到为人,从性情到举止,一一在目,如数家珍,时常动容至哽咽,不得不为人所慨叹!

诗梦破灭和恩师之死

姜亮夫好诗成嗜,本欲成为一名诗人。刚入蜀中,为给家中汇报近况,便写了一首长诗《到成都报家书》并以“国学浩瀚如大海”“守身如玉德之花”为家人所赞。后来这首长诗被发表在学校校刊之上,为当时校内的“文状元”侯文龙先生大加赞赏;侯文龙先生鼓励他朝这方面努力,林山腴先生也给予了悉心指导。这便引动了他从诗词之路的想法。在此期间,他日读历代名作,过目成诵,且笔耕不辍,广作诗词,颇以为意,平日里,也闲邀二三好友,结社赋诗,随性唱和,深以此为乐。后他将此前所积的诗词一并奉于林山腴先生,但先生仅留了十首,及部分佳句,并告诉姜亮夫“你的功夫是白费的,你不是做诗的人,你这个人没有诗趣!”而这对于当时正踌躇满志的姜亮夫他来说,自然是冷水一盆了。但这并未动摇他成为诗人的梦想。在清华期间,姜亮夫仍有志于此道,为得指点,便将个人诗词400余首呈送王梁二公。但所得结论,颇似林山腴先生之前所言,他们也认为姜亮夫因“理障”,乏于才气,不适于文艺创作。这对他无疑又是沉重一击,多年诗梦也就此破灭,并也促使他开始重新审视自我及自己的学业方向。那一日,他不顾同门相劝,即夜便将其诗词小集焚烧一尽,自此决意于经史哲学之门。在《自传》中,他写到“….诗人之梦幻灭,这是我治学道路中的一个关键性转变……”。

在清华,王梁二公,教之以国故,勉之以国事,言传身教,孜孜不倦,深为姜亮夫所感动。此时他的研究论文《诗骚联绵字考》初稿已成。学业大进,一切似乎将以圆满而止。而1927年二月,其恩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鱼藻轩一事,对于姜亮夫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天时曙,而耗音入清华园,同学二十四人及园中无少长莫不失声而号…余泣不成声……”。 自失师后,他“惶惶无所之”。丧师之痛,及其五腑,久不能愈,这对于其以后的生活及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自从王国维去逝之后,梁启超先生便也去了天津,这个名震一时的国学院也就此解散,成为清华校史光荣而又沉重的一页。而姜亮夫便也在惆怅彷徨之中离京,辗转多地,后南下江浙,起伏不定,但也转益多师,交友甚多。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姜亮夫又拜于余杭章太炎门下,得益颇丰。而对章太炎先生的了解,则是在1926年北京一役之前,他出川游杭开始的,时偶得太炎先生丛书,每日阅读,爱不释手,思慕至切。这也是后来师从章太炎的一个重要原因。

悼先师与楚辞学

姜亮夫之所以踏入楚辞学的研究领域则与他恩师王国维先生有莫大关系的。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时候,他便在王国维先生指导下以《诗骚联绵字考》一书顺利毕业。后来王国维先生自投昆明湖,这对姜亮夫触动极大。在《自订年谱》中,他言到:“1928年8月,于人世有所了悟,至悲切。初欲自裁不可,继欲自放于醇酒妇人,然与家君有‘守身如玉’之词,不敢隳而自赎之念起,急去锡,日读《离骚》。请人为章曰‘与屈子同年’。” 先师的无故离去,使他猝不及防,虽时隔一年,但依稀昨日,而世间浮沉,所遇种种,更让他无法自拔,欲有一死, 不难想象这对于他该是何等的创伤。而在1927年,他便有意长期从事楚辞研究,欲“以此纪念先师王静安先生,继承先师先生治学的路子”。 晚年,他回忆到:“1927年2月农历五月三日,先师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之鱼藻轩……,因有读《离骚》、《怀沙》而为笺注之意”。此后便寄情屈原沉江,致力于楚辞学研究数十年。28岁时,他便写成《屈原赋校注》一书。此外也有感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在《路漫漫兮修远---简述我的学术研究道路》一文中,姜亮夫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个人的出路都感到苦闷和彷徨,我也处在十分困惑之中。加之日军侵华开始,国家处于纷乱危急之中。我想,在我国历代文人中词章彪炳,深得忠爱之情的代表人物是屈原!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为此,我走上了治楚辞,研究屈原的路子。”。

在楚辞学方面,姜亮夫最重大的学术建树是以《楚辞书目五种》、《楚辞学论文集》、《楚辞学今绎讲录》、《二招校注》和以180万字的《楚辞通故》为代表的一系列楚辞学论著。他独辟蹊径,别开生面地将其它诸多学科文献,统筹兼顾,引入研究,杂而用之,以综合研究之法,将楚辞学研究从传统的章句之学中解脱出来,遂开一代学术之新风,成果斐然,令人叹服。其力作《楚辞通故》则被海内外学者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这些长期研究的成果及心得,遂奠定了他在楚辞学研究领域的宗师地位。

考古学和敦煌学

1900年,在敦煌这少人问津的塞北之地,一座沉睡近千年的东方宝库被意外打开,光芒万丈,璀璨绝伦!接着一批批疯狂的文化盗贼,翻山越岭,蜂拥而至,肆无忌惮地洗劫摧残着这座神圣的艺术圣殿,就好似当年那群无耻的英法恶棍进入圆明园一般!大量的经卷文籍,珍贵壁画被掠走,被损毁,被玷污……,很多敦煌文物遂也便流落他乡,飘零海外了,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也抹不去的伤痕! 1930年,为了系统整理、保护和研究敦煌这座人类文化的宝库,姜亮夫恩师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首先提出了“敦煌学”这一概念。在此前后,Tunhuangology一词也出现在英文之中。今天,敦煌学已发展成为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具体包括敦煌石窟考古、敦煌艺术、敦煌遗书、敦煌石窟文物保护及敦煌学理论5个基本领域。在中国,敦煌学是和“藏学”及“徽州学”并称中国三大显学。在世界上,它也是一门显学, 英美日法等国在这方面皆有精深的研究。但当时在国际学术领域内却流传着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这对中国学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侮辱!

1935年,姜亮夫卖了一些书稿,自费西渡至巴黎大学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而至于为何要赴欧留学,在他《忆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文中,姜亮夫曾这么说过“……这几位先生中,只有李济之先生的考古学课不喜欢听。我后来才发现,在清华不爱听先生的课,是最大的错误。后来我发愤去国外学考古想弥补这段时间的损失。”,此外他有感于中华五千年辉煌文明历史,也想借此顺便去考察流落英法等地的中国文物古籍等。但在欧洲留学期间,他偶然在巴黎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中发现了大量早年流散的敦煌经卷,深为震惊,也痛心疾首,遂毅然放弃专业,来回欧洲诸国,抢救敦煌国故。他广泛收集编排敦煌古卷,这对他日后学术研究影响很大。

当时,他看见两位中国青年王重民、向达受当时教育部门委派,在巴黎博物馆、图书馆里,将流失出来的的敦煌卷子整理、抄写、影印,带回祖国。姜亮夫感慨良多,便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为了挽回散佚海外的文物,姜亮夫舍弃专业,集中精力,搜集经卷文物。当时他读敦煌经卷 “早出晚归,日必数卷”。姜亮夫积蓄不多,且又是自费出国,那段时间,他节衣缩食,生活极其艰苦! 他住最便宜的旅馆,早晚以白菜米粥为食,每日乘车去图书馆,中午则以白开水、干面包充饥. 他将省下来的钱用来拍照. 当时他每日的生活费约是20法郎, 而在巴黎国民图书馆,每拍一张照片就要花去14法郎,姜亮夫先后竟然共拍了3000多张照片! 用功之勤勉,非常人能及. 当时巴黎著名的拿破仑宫是严禁中国人参观的,因为那里面收藏了很多中国圆明园的珍奇宝物,姜亮夫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整理流落的海外文物,他托关系,找门路,用尽力气,才准许进入抄录拓摹。而当时很多敦煌经卷是深藏在博物馆里,罕有问津者,且又年代久远,已是尘垢满布,甚至有些地方字句全无,为此姜亮夫广施诸法,费尽心思,抄录拓印之时也极为小心谨慎,恐有错漏或损坏,工作进展非常缓慢,有时一天只能完成一两行。而且当时完成一部书稿,需经四道复杂工序。在此期间,他的眼睛受到严重损伤,视力陡降了600度!姜亮夫不仅在巴黎收集抄录敦煌文卷,他也到伦敦、罗马、柏林等地搜寻抄录相关经卷,以便回国后进行整理研究。姜亮夫用心之良苦,为挽回敦煌经卷所耗之心血,实在是今人很难想象的。自此姜亮夫与敦煌学结缘,并终生为之不辍奋斗。

后来敦煌学研究也成为他学术生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他在敦煌学理论及音韵学研究方面贡献之大,后人鲜有能及者。他相关的敦煌学专著作有《瀛涯敦煌韵辑》、《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敦煌——伟大的文化宝库》、《敦煌学论文集》、《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等等。这便也向世界强有力地证明中国不仅是敦煌的故乡,更是敦煌学的故乡。后因年老,体力不支,且多有病疾,已不能就案治学了,但敦煌学研究并未因此而止,他的同事蒋礼鸿和学生郭在贻等依然致力于敦煌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卓著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遂也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一个中心。

史学与其它诸学

姜亮夫一生,研究涵盖很广,除了敦煌学和楚辞学之外,姜亮夫在语言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都广有建树。姜亮夫在学术上深受其恩师影响,其根底不离语言和历史,即便是其独领风骚的敦煌楚辞二学,也不出此道。后姜亮夫在《楚辞通故•自叙》中说道:“要之以语言及历史为中心,此余数十年根株所在”。

其实从根本来说,治史则是他的治学目的,亦是其创立学术功绩的一个中心。对于历史,他乐此不疲,极为钟情,且有意归于此道。早年他师从章太炎,随其治史,略有小成;后至欧洲,习得西学治史之法,自欧洲归国后,他便欲以“古史学、敦煌学为此后治学方向”。而在从事楚辞学研究期间,他更是以史为伴,穷尽古今,为其楚辞学及史学研究,建下大功。他曾说“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大本大根,如不切实读史,搞文字声韵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而在《史学论文集序》开首,他说到:“我一生治学至杂,但也有个不太明显的中心——古史,往往被楚辞、汉语、敦煌、文学等冲淡,而史学的问题自‘五四'以后,非常庞杂,学说纷起,新材料也时时发现,我在这潮流中,追逐不已……”。他早年还发愿欲注《后汉书》,但多因时事所扰,精力不及,终不能如愿;而近而立之年时,他还欲注《宋史》一书,但也因治学分散,未有成形;后他又广阅史书,勤于研究,用力甚巨,遂成《历代名人年表》一著,那时他杂集了很多史学文稿资料,但后多毁于兵火。然令世人罕知的是,姜亮夫在先秦两汉方面,也有独到的研究,所出成果也极为惊人。因受早年教育和恩师章太炎先生的影响,晚年姜亮夫还有意于佛学,所作文字,自成高格,破有禅境。

这方面的著述有《文学概论讲述》、《史学论文集》、《古汉语论文集》、《甲骨文通论》、《古文字学》、《昭通方言疏证》、《诗词笺注》、《北邨老人文辑》、《成均楼文录》等。

书稿毁损和人生之恨

姜亮夫一生,憾事很多,而倾其多年心血的文稿的丢损则最使他饮恨平生。但亦有例外,比如说当初他在清华园焚诗明志一事,400多篇诗词瞬间化为烟灰,虽可惜之至,但这也是他为学的第一变,否则我们今日所见的便不是一位宗师了,而极有可能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诗人而已。

而真正令人痛心的则是他诸多学术书稿文册的损毁,而这则较集中地发生在抗战和文革时期。姜亮夫在海外整理敦煌文卷期间,曾将千余件青铜器,石刻,古书画的摄影记录编写成《欧洲访古录》,寄给当时的《国闻周报》,但他却不知其所属的《大公报》已南迁,所寄文稿,石沉大海,之后也无处可寻,颇为可惜。1935年成书的《尚书新证》在抗战中,前二十四篇在自西安寄往成都的路上,因邮政船被炸,也随之赴于流水,可憾之至。1937年八月,寄存于苏州图书馆的书籍遗失大半,善本及稿件所剩无几。而八•一三”事变后,他从欧洲带回来的大量书籍、图片、抄本,在上海,几为日机所毁,仅存下了300余张敦煌卷子。二战爆发后,散失欧洲诸国的中国文物都有被毁之虞,姜亮夫所存的这些资料便更加地弥足珍贵了,于是在逃亡之际,他都把经卷文稿带在身边,视之比自己生命还重要,一有空袭,背起便跑,生恐再毁于空袭。

文革期间,形势极为恶劣,他也遭受了极为不公正的待遇,学术之路,中断十年,这无疑是对其学术生命的沉重一击,当时迫于形势,很多书稿,他都忍痛焚尽,以免招祸惹灾。当年他引以为傲的《诗骚联绵字考》,是其卒业于清华的一本著述,上面还曾有王国维先生的批语,在文革期间损失了十分之一。这也是他抱憾终生的一事了。《经籍纂音》一书在文革期间,成书的卡片焚烧殆尽,今仅存二三千片而已。他写的《四先生合传》,记述他先后问学的四位导师——廖平、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的学术活动以及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进程,颇有意义,但也在文革中被他亲手所毁了。《敦煌文录》一书的文稿在文革期间,散失颇多。不仅如此,姜亮夫的心血之作《莫高窟年表》在文革前夕,被出版社删除四十余万的考证内容,被删之处,无法复得,姜亮夫极为伤心。

姜亮夫的一生,多正值民族多事之秋,学人所著,无法善全,时势所然,这不仅是学人之伤,更是历史之痛。

为学之道和治学思想

姜亮夫对于学术,之初是抱有雄心的,从欧洲归国后,本着他独到的治学思想,很想在史学和语言学方面建立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客观的,综合的”学术体系。但遗憾的是他终生也未如愿。原因主要是时势不允,条件不备,所得文稿无法善存,所需资料无处找寻,这是他治学生涯的一处硬伤;再加上时局动荡,兵火年年,特别是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让他饱受战乱流离之苦,学术之路更是千疮百孔;而最致命的则是文革十年的耽误,这让他彻底绝望。但终其一生,他的学术成就已足以彪炳史册了。而这与他治学的思想及方法是决然分不开的。

姜亮夫始终认为他学术成就的取得是和他恩师的悉心指导有必然联系的。在《谢本师---学术研究方法的自我剖析》一文中。他不无感激地写道:“因为我一生的学术,不论从那个角度来看,同这几位先生都有关系。道路是他们给我指引的,目标也是他们给我定的,我就吸收了当前学术界许多新资料,新观点进我的思想体系中来,形成了自己学术研究的思想体系,但他们指引我的基本思想体系未变……”.

姜亮夫治学不仅勤恳严整,平日读书也很讲究方法和步骤,他多积资料,自编工具书,且极具系统性,这无疑是他取得学术伟绩的首要方法。在《自传》中,他说:“我的记忆力并不好,读书治学,于是用三到之功:眼到、口到、手到。(他读书治学喜欢做卡片,以便使其条理化。)我的卡片分三种:最大的写一书一文的提要,中号写一个问题材料目录,小号抄写资料。我还把一切有用的论文及一些诗文集、杂志的篇目,一本本抄好、订好,放在案头。”他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写成的。此外他还自己编录了大量的工具书,例如《莫高窟年表》等,这些于己于人都是有无穷益处的。他治学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就《楚辞通故》而言,就是他四十年不断抄录各代楚辞学方面的零星资料,整理总结出来的,可谓是煌煌巨著。姜亮夫说自己是个“钝根人”,治学就是用笨办法来做的。但正是这“笨”办法,方足显了他的大智和功底;返璞归真之美,往往便是学术追求的至高境界。

姜亮夫一直认为社会科学需得综合研究,这是他治学心得中很重要的一点。他说为的社会科学综合研究方法是把人文科学领域里与所要研究范围相关的内容系统收集、综合、分析,同时也注意自然科学相关资料的收集,甚至宗教方面的材料也要给予适当的运用。《屈原赋》就是他综合了一切社会科学,融会贯通后写出来的,颇得游刃有余之乐。对此他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我们历史上的尘垢是很多的,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好像今天人类科技进步,污染也很多的,我只想把尘垢如何清除。清楚的办法就是‘综合治理’,如何做到综合治理呢?即遇到一个问题,一定要 与这事的周围上下四方,正面反面,以及它的来龙去脉多角度地观察它,研究它,从一面看不出污染处,就从多面观察、分析,就可以发现污染及其形成的根源”(《谢本师》)。

姜亮夫治学的路子很宽,不仅得其恩师之心传,更有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学习各国学术之长,为其所用。他说“但有时候我也用外国的资料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尤其是治学方法,有很多是向国外‘抄袭’来的,当然不是单纯抄,抄了以后我还用自己的观点给予提炼”。而他的《瀛涯敦煌韵辑》便是在这种方法指导之下成功写出来的。总的来说,姜亮夫的治学要诀,他自己归纳为: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汉不唐、不心不物,统称“八不主义”。为此,他还将其书斋名为“八不斋”,自称“八不斋主”。在《谢本师—学术研究方法的自我剖析》一文中,就此“八不主义”,他给了如下解释:

“不中不西:不是中国的,也有中国的;不是西洋的,也有西洋的。
不古不今:不是完全古代的,也有古代的;不是完全现代的,也有现代的。
不汉不唐:不完全根据汉代人注,也不完全根据唐代人的注释。
不心不物:我既不是唯心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

姜亮夫治学谦谨,讲究持真求是,不因循守旧,勇于突破创新。他反对不实的学风,强调治学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来不得丝毫懈怠,半点马虎,并主张“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而这与胡适之先生“有几份证据,说几份话。有一份证据只可说一份话。有三份证据,然后可说三份话。”的治学原则又是何其的相像!他多次勉励青年人要有“永久坚强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卓绝的气概,不作浮夸,不为文痞。”而这对于当前令人痛心的学术浮躁,学术造假等诸多问题又是何等的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从教与治教


姜亮夫的一生,可谓是中国近代百年教育的一个缩影。自从清华毕业之后,他便辗转各地,从事教育,虽中间偶有间断,但大抵是没有疏于此道的。究其教育生涯而言,概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清华毕业后,欧洲归国后,由滇入杭后。姜亮夫所处之日,正是国难深重、世道淆乱之时,这也便注定了其教育之路的坎坷和曲折。

清华毕业后:从教南北和弘毅大学

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之后,清华国学院也就此解散了。他遂也离校。自此他便开始了学术研究之外的另一中生活---教书育人。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的东北大学任讲师,但因屡遭歧视,愤然离职。后回京,应刘半农、黎劭熙之邀,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今日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一段时间。后遂南下,在南通中学任中文部主任一职,鉴于当时校内派系斗争较为厉害,且多有骄奢淫逸之徒,狎妓成风,遂应好友周凤甸之邀,去了无锡中学任教。对于在无锡的时日,他印象颇佳,学生聪慧刻苦,教学也很见成效。晚年他说“从我个人来说,无锡中学的一年是我生活中既安定又舒适的时期”。后姜亮夫来到上海,经友人介绍,先后在持志大学和大夏大学教音韵学和国学概论方面的课程,这对姜亮夫来说自然是如鱼得水了。借助教学,他在研究上面获益不少,已有部分著述问世了。但对于大夏中学,姜亮夫是大为不满的,因替学生争取基本利益,险遭当局逮捕。后又在上海北新书局担任编辑。

而弘毅大学,对于姜亮夫来说,则是怆然一梦,更是憾事一件。姜亮夫来到上海一段时间之后,结识了一南京人,名伍仲文。此人正直不阿,因不满官场习气,退而为学。伍仲文有一至交,是当时上海知名的地皮大王,甚有家资,但膝下儿女不肖,吃喝嫖赌,纨绔浪荡,且因家产问题,常常是兄弟阋墙,几成祸事。为此,这位巨贾便与伍仲文商量如何处置这份家产。伍仲文就建议办一所大学,于国于己,都有百利。这样伍仲文便将姜亮夫推荐给这位地产大腕,经过几番讨论和筹划,遂将学校定名为弘毅大学,取意于孔子之“士不可以不弘毅”一说。相关的资金和场地都一一到位,但唯独政府批文还无着落,姜亮夫遂马不停蹄地赶到南京,找到了他清华的校友,时任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批文也随即搞定。后来相关工作,进展神速。姜亮夫晚年说“这样干净利落办事我几乎不敢相信,近似神话”(《流产的弘毅大学》)可恨的是,就在学校马上落成之时,日本进兵上海,占据了校区,一占就是两年半!姜亮夫愤愤不平,然也是无计可施,不得已与伍仲文一道将余款和花费清单交予了这位巨商,数千亩的地契也一并奉还了。就这样,这场办学的梦遂以失败而破灭!着实令人沮丧。1933年,姜亮夫北上任河南大学教授。姜亮夫为人正直,因不满政局,他不结党人,不近权贵,自守清贫,当时即便是中山,武汉等名校有意于他,他也毅然婉言拒之。

这是姜亮夫初出茅庐之时,行走南北,从事教育,涉世不深,虽数遭坎坷,但仍修己持志,洁身自好。即便在旧上海那种声色犬马、鱼龙混杂之处,也谨守着“守身如玉德之花”的故训。而这也是在纷乱之中,一名文人所应有的操守。

欧洲归来后:岂有闲泪哭我,恨未生而杀敌!

姜亮夫自幼深受其父影响,后又得梁任公的爱国主义和章太炎的民族主义熏染,忧国忧民,颇关心时事,曾多次以极为理性的笔触抨击时政,他的爱国情怀,此时尤为明显。自他归国到全国解放,中国正处于全民抗战和国内战争的攸关期,民族危在旦夕,前途未卜。当大批仁人志士,奔赴国难之时,姜亮夫遂也视死如归、奋发图存,以学术救国和教育救国来践行作为一名中国学人的崇高使命。姜亮夫积极参加各种民主政治活动,在抗战前后之间,他因感于国事,情思郁塞,曾以犀利之文笔写了很多杂文时论,针砭时弊,结集为《挥戈集》。姜亮夫还发表过《“一•二八所得到的》一文,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本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恶,并要国人时刻警惕日本侵略者的各种阴谋伎俩,上下一心,公御外辱,起到了团结民众,鼓舞斗志,争取抗战胜利的积极作用。

1935年,姜亮夫西去巴黎,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前三天,姜亮夫从莫斯科辗转回国。而在自西伯利亚回国路途中,他屈辱倍尝,险遭毒手,且很多行李都在兵荒马乱中被日军抢走,但万幸,他的书稿是经邮政寄回来的,基本无失,否则这些珍贵的资料也很难保全。而当姜亮夫看到东北大地,万里河山,竟在陷倭寇鞑虏的铁蹄下惨遭蹂躏之时,作为一名自小受孔孟之教,接受爱国思想洗礼的热血青年,他已是满腔仇忿,愤然提笔在墙上写下了 “岂有闲泪哭我,恨未生而杀敌!”两句,以明其志!这既是对当局的不满,更是对日本无耻行径的抗争。

卢沟桥事变之后,姜亮夫生活开始颠沛流离,为了保护他从海外带回来的大量文稿书籍,他则劳心劳神、寝食难安。1938年他与女友陶秋英结婚后,就远赴四川三台,执教于东北大学,此间,仍不辍于敦煌研究,写成了《瀛涯敦煌韵辑》和《敦煌志》二书,且整理了大量学术文稿。对于这次书稿,他珍视至极。那时但凡警报响起,姜亮夫便和妻子两人夹带书稿皮箱躲进山洞,陶秋英时常笑他说“书稿皮包比儿子都重要”。 1940年,因父病丧,母亲老迈,姜亮夫便不愿远行,遂与妻子留在昆明,执教于云南大学。在云大任教期间,姜亮夫开设了诸多课程,诸如《古文字学》、《文学概论》等。他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节操深深地影响着学生。1942年,云大校长聘姜亮夫为文法学院院长。他便积极投身入学院的工作中去,并协助校长推进学校的教革工作。在文法学院,他采取了如下措施:他规定课程必须由教授、副教授、讲师来主讲,教授、副教授课堂主要讲授其研究心得和成果;严格学院考试,提高学生素质;开办讲座,培养和活跃学院的研究风气。上述措施实施后,效果明显,大大提高了云大的知名度。除教学和日常行政工作外,姜亮夫还潜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他与学校老师合作,组建了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并出版了《文字朴识》一书,对西南文化的发掘整理作出了贡献。他还开设的《敦煌经籍校录》系列讲座,并把自己在欧洲所学到的治学方法和心得方法介绍到云南大学,而这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大学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发展。

但当时云南大学的学校管理极为混乱,且因“熊言无信”,姜亮夫对学校当局也很是不满,多次欲辞职。1946年,李公仆和闻一多相继被杀之后,姜亮夫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后经友人相助,一家人辗转到了上海,在同济大学任教,期间经顾颉刚邀请,去了浙江金华的英士大学任职。一年半后,又回到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昆明师范学院,并担任了云南省图书馆馆长,后经云南省主席卢汉的推荐,担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

自滇入杭后:十年之苦与浴火重生

解放后,姜亮夫从云南来到杭州,先后任教于浙江师范学院(现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他专于教育,醉心学术,皓首穷经,成果不少;然身历文革,多遭摧残,打击甚大,十年之耗,已让他心力交瘁;而对于学术和教育,他却始终持之如一,未有懈殆。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举,很多专业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局。1979年,年逾古稀的姜亮夫接到了教育部的委托函,请他主办一个“楚辞进修班”,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重点大学的中青年教学骨干;当时姜亮夫十分激动,他说:“教育部给我这么个重托,经过十年动乱,全国有水平的关于楚辞方面的师资力量更少了,楚辞教育水平下降了,为了国家的文化教育,我活着一天就要做一天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许是我最大的一次耕耘。”。他还“私招”了三名云南的学员,他说:“我是云南人,要多为家乡培养人才。”。之后他又收到了教育部请他开办“敦煌学培训班”的委托,遂又打起精神,细致准备。当时他说:“提到敦煌学,我就十分伤心,宝贵的敦煌卷子陈列在外国的图书馆,敦煌的瑰宝流散在国外,研究敦煌学的专业人才经过‘文革’的浩劫,剩下寥寥无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这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的莫大侮辱……, 如今国家已看到后继乏人,要我来主持培养中青年接班人,我当然很乐意接受……”。就这样,经过他的努力和坚持,敦煌学培训也圆满结束。对于他钟爱的敦煌学,当时他动情地言道:“我希望中青年教师努力,为敦煌学研究做出贡献,为中华民族争光。我相信总有一天‘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这就是姜亮夫!一只浴火十年的凤凰!再次重生,虽已是遍体鳞伤,但依旧雄心不减,正气浩然!


生活与家庭


影中人默默问影欲何将?
影曰:
“我愿化作海浪飞千丈
随君万里乘风呵护驱不祥;
我愿化甲板
凭君小立望东方;
我愿化白云,
片片映涟漪,君可采之作衣裳;
我愿化清风,
为君扶暑为君凉;
我愿化明月,
慰君相思月月照当窗;
我愿化碧芽,
天涯海角处处生芳草,宇宙为君芳;
我愿化作长亭与短亭,
五里十里步步先迎君,从君越重洋;
我愿化彤管,
助君清思舒展写文章;
我愿化空气,
无时无刻无地无不在君旁;
我愿化飞机,
学成归国,风驰电掣载君见英郎。”
(亮夫将赴巴黎前一日 秋英书于上海,一九三五.八.六)

这是在姜亮夫将赴巴黎之前,女友陶秋英所赠的诗,题于照片后。一片浓情,真挚感人。这次他西去留学,也是和陶秋英有关的。因为当时陶父是极力反对陶秋英“嫁给云南山里来的穷教书匠”。为了改变其父此种态度,姜亮夫遂自费赴法留学。当然这只是他出国原因之一。其他原因,上文已有叙述。

其实在认识陶秋英之前。姜亮夫家人其实已经给他物色好了人选,某银商孙女,但姜亮夫却以“齐大非偶”辞之。后来在南通,经人介绍,认识了当地一位名门闺丽,彼此也都投缘,但对方要求永远生活在南通,而姜亮夫认为南通非久留之地,便以托辞拒绝了。 自他从无锡到了上海后,他爱上了上海一位巨商的女儿,此女特立独行,虽长在豪门,却很独立,且多才多艺,颇有思想。当时他们虽然地位悬殊,但彼此一见如故,志趣相投,后就相爱了,且愈爱愈深,但颇为不幸的是,这位他深爱的女孩,因一种传染病,与其父母,相继死去。天人永诀,此恨绵绵,这对当时姜亮夫的打击是巨大的,他潺湲流涕,柔肠寸断,悲不能自已,甚至想投黄浦江来殉情。这段初恋对于那时的姜亮夫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一生难忘的。后来在《哀思初恋史》中,他不无感慨的说“事隔快六十年了,这段哀思我从未对人说过,一直隐痛在胸中……”.而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也是有一段异国恋情的,但姜亮夫以心有所属,谢绝了法国女郎的一片深意。自古以来,爱恨离愁,万般说尽,但无论悲喜,终究是记忆,姜亮夫也是不能例外的。

1938年,姜亮夫与女友陶秋英女士结婚,多年的苦恋终成正果。对于他们的婚姻,姜亮夫在《错综复杂的婚姻问题》一文中是这样来评价的“……我们五十年的夫妻没有出过一点问题,因此我说我们的婚姻是满意的。许多朋友都说我们两人叫做恩爱夫妻,我觉得‘恩爱’两字我们是当之无愧的。”。他们的女儿姜昆武女士评价则更为简赅:“典型的自由恋爱,而且是师生恋”。陶秋英女士是姜亮夫在上海持志大学时的一名学生。陶秋英原籍苏州,长于上海,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擅长古典文学及文论,出版过《中国妇女与文学》、《汉赋研究》、《宋金元文论文选》等专著,且诗词书画,无一不精,典型的江南才女。他们的婚姻还得益于金松岑等多为师友的大力相助,因为他们的恋情是遭陶父反对的。陶父很是固执,始终不肯接受姜亮夫,后被迫,陶秋英违背父命,于1938年与姜亮夫在上海结婚。对于姜亮夫的生活和工作,陶秋英女士牺牲颇多,之前她供职于厦门大学和浙江师范学院,后因姜亮夫体弱多病,陶秋英便辞职持家,相夫从教。对此,姜亮夫曾深情地写道:“有时我上课时,妻子陪我一起去,我在讲台上讲,她在黑板上写提纲”(《从浙江师范学院到杭州大学》),很是感人,而且很多姜亮夫的著作也都是由陶秋英帮助整理、抄录、校对而最终成书的,甚至就连他们的女儿和女婿也为此也做了许多工作。后来姜亮夫的一名学生不无感慨地说:“姜老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他们一家人的功劳。”。

姜亮夫身体不好,早年在蜀中,得过肺病,后因旅法,一心扑入敦煌文卷的抢救整理工作,视力大伤,后又长期伏案,晚年时,姜亮夫几近于盲人,已难从事正常的学术研究了。那时,他的工作基本限于旧著整理,新著不丰。在《自传》中,其有如下详述:“在杭州二十八年中,随需要而工作。科研工作虽未断,但多是补苴罅漏,之多也不过是整理排比一些旧作。”自来杭后,多年未归,姜亮夫思乡日切,但也因身体,而成遗憾。 特别是1986年,因爱人去世,姜亮夫自己也经历了一次大手术,“身体极为虚弱,每日枯坐斗室,已不能伏案工作…….”。但不管怎样,此段时间,他多专于教育,以其博学鸿才,为新中国培养出了很多经世致用的顶级人才,1995年,姜亮夫以94岁高龄在杭州仙逝,走完了他坎坷且辉煌的一生。


沉思与反问


斯人已逝,托体同山,人生代谢,本也自然;但在这个文化凋敝,大师不再的年代,我们却愈加地怀念着他!怀念不仅仅是因为崇敬,而更多的还是伤今。大师已远,后继无人!这近乎荒唐的话语,而今却真的在钱学森那最后一问中成为了事实。为什么?堂堂中国,从此真就无人了吗?除了叹息,谁又能给予作答呢……


拙作发表于《传记文学》2010年第六期,原名《国学守望者---姜亮夫传略》


作者:定之(思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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